自序
二〇〇八年一月以後,因陳平原獲得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大學的雙聘,一半時間在香港任教,我也有了更多的機緣常過來住住。何況,其間兩次到嶺南大學中文系客座講學一學期,一個月在樹仁大學為研究生授課,於通常的寒暑假之外,更增多了滯留的理由。出於職業習慣,閑下來時,自不免翻書、作文;且相比北京,這裏沒有多少雜務,做事效率更高。於是,粗粗算來,近年幾乎有一半的論文,產地是在香港。
既然自覺與此間多了一份「親緣」,可想而知,受到香港三聯書店的邀約,得以躋身「三聯人文書系」的作者之列,除了感到榮幸,我也為能夠給這段在港生活留下出版紀念很覺欣喜。
從選目方面考慮,雖然話題仍不出我的專業範圍——近代,卻想單就白話文與啟蒙讀物的幾篇論文略作小結,而且自認為,這也是近年我的研究中頗有心得的部分。
白話文本來是古已有之。只是經過漫長的文言為主的書寫時代,到了「五四」文學革命提出廢除文言、獨尊白話的理念,白話文不但在文壇站穩了腳跟、一枝獨大,而且型塑出了其為「五四」寧馨兒的公眾意識。一九五六年,為了批判胡適而印行的譚彼岸著《晚清的白話文運動》(湖北人民出版社),倒是在學術研究中率先將「五四」文學的源頭上溯到晚清,開啟了新的議題。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學界同仁在此方向上又續有推進。收入本書的兩篇相關論文,則希望在已有的論述之外,將視野進一步延伸。
〈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官方資源〉有意彌補以往的考察限於民間的立場,而認為,在語言的權力場中,官方實佔有更多的文化資本,出自官方的白話文,其地位、影響也都在民間人士的撰述之上。因此,清代大量存在的關切民生的白話告示與定期宣講的《聖諭廣訓》及其白話讀本,便格外值得重視。其重要性與普及程度,借助國家機器的力量一時無匹,並使得白話書寫積澱成為時人的普遍記憶與日用常識。此類「官樣文章」不僅直接為晚清的白話文運動作了強有力的鋪墊;在運動展開的過程中,也作為有效資源,不斷被官方與民間徵引。
另一篇〈作為書面語的晚清報刊白話文〉則基於二百多種白話報章湧現的史實,以這批晚清啟蒙思潮中對社會大眾最具影響力的讀物為分析對象。通過兩兩相對的文言/白話、官話/其他方言、官話/模擬官話的報刊文章抽樣,對比了同一文本不同的語體形態,揭示出以官話作為統一語確已成為晚清白話文的主導趨向。與此同時,並非「我手寫我口」的模擬官話的複雜呈現,以及方言和包含在文言文中的新名詞的獨特價值,在此文中也一併得到觀照。
報刊之外,尚有各種新學普及讀本在晚清蔚為大觀。這些真正意義上的津梁之作,當年乃是因應迫切的現實需求而面世,其運命正如過眼雲煙,頃刻消散。不但書中傳達的西學知識早已過時,即使書冊本身,也因其通俗性質,無論圖書館還是藏書家都不看重,現今已是蹤跡難覓,無人知曉。本人有意拾遺補闕,還原現場,體貼與展示這批啟蒙讀物被忽略的歷史文化意涵。所選取的西餐食譜、小學課本與外國人名辭典固然顯得品類紛雜,卻自認具有多樣性,或可以少馭眾,收見微知著之效。
其中關於《造洋飯書》與《西法食譜》的討論,不僅關注到兩位著/譯者在西化的途徑上有糅合本土與全盤照搬之別,而且,與前兩篇論文相關,筆者對兩本食譜在表述方式上的明顯差異也進行了比較。由此判定,前者的不斷再版與後書的一版而絕,正是「中西調適」與「食洋不化」兩種西學輸入思路應用於現實的表徵。
而近代新式教育對國人思想觀念與知識結構的影響,無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在此意義上,上海南洋公學外院於一八九七年開始編印的《蒙學課本》,既一向被認作中國人自編的第一部小學教科書,加上一九〇一年面世的《新訂蒙學課本》,兩種早期教材在中國教育──文化史上實佔有重要地位。其所呈現出的教育理念與新知識觀,特別是對於科學常識的普及、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反省、道德觀念的重構以及對新學書刊的及時吸納,也讓這兩部蒙學課本有足夠資格成為晚清的國民常識讀本。
此外,辭典在傳播西學知識上也有集大成的效應。一九〇〇年代集中出現的《外國尚友錄》、《海國尚友錄》與《世界名人傳略》,前二種乃出自國人之手,承接了明代編輯成書的《尚友錄》傳統,更添加上晚清的時代特徵,將「尚友」中國古代先賢的收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域外。《世界名人傳略》則是著名的《錢伯斯傳記辭典》唯一的中文選譯本,該著對於中國古代姓氏書的改造,如果放在近代海外尚友錄演變的脈絡中觀察,也是意味豐富。
總之,本書的論題大致圍繞通俗教育展開;而落在晚清的語境,便多半與白話文及啟蒙思潮切合。至於其核心關懷,如何將精英的思想轉化為國民常識,從而牽動社會基礎的變革,又並非晚清一個時代的課題,仍值得今人繼續探究。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