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稱單數

推薦序1
不只是單數的孤島身分
小說家 / 高翊?

　　我常想，絕大部分的人，在已然逝去的成長過程中，都鄙視著自己的立足點，並以仰角去看待身邊的某人、某物，甚至是某事、某地。不管生於如何高台或是低窪，都是如此。我也無法避免如此。這是自我衝突，以及與他者競爭的起點；也是讓自我鄙夷合理化的有效辦法。不知是幸運抑或無奈地，我們因此努力，踩踏自己，爬上了當初我們所鄙視的仰角高度。

　　在這個階梯，然後，下個階梯。其下，其上，反覆，因為身分上的非誰。

　　這種希望能夠生而為誰，同時對生而為誰的恐懼，是這部以色列小說《第二人稱單數》傳遞給我的底層訊源。

　　作者自剖，這是一部「用通俗劇形式包裝的諷刺小說」。除此之外，我還隱隱感覺到，在以色列這塊土地上的黑色不安。

　　十分巧合的，在閱讀這部小說同時，我正在草擬一份圖文資料，想與高中學生討論有關小說人物的外在形塑與內在立體。我隨意在Google的圖片搜尋欄裡，鍵入「女兵」這個關鍵詞。搜尋之後，我被一張圖片吸引──三個年輕女人，穿著平日逛街的日常服裝，側背著一把自動步槍，在一處可能是簡陋的咖啡廳，等待著吧檯內的男人為她們服務。

　　瀏覽細讀之後，從資料上得知，她們是以色列女性軍人。

　　以色列國家規定，男女年滿十八歲之後，都需要服役，男性三年女性兩年。服役軍人的槍械如果遺失招竊，造成犯罪，軍人也將受到嚴重處分。是否因此等同傷害者殺人犯？她們又是否為職業軍人？我無意追查細究以色列的軍法規定。在這些點上鑽牛角尖，不一定有利於故事，也可能造成故事角色的制式感，或是過分真實的假象。這些都可能是錯誤設定的扭曲。但她們背著槍，逛街購物，找朋友聊天，就像我們一樣，活於日常，只是街頭多了無數槍械。

　　以色列全民皆兵。這樣的遙遠教育記憶，再度被寫出我的記錄之外，並與這部小說雜交卵生：全民，是指在以色列建國的猶太人全體？還包括了一九六七年之後，被迫留在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並且也算上小說內提及的「庫德族猶太人」？並以此「全民」，對抗以色列以外的回教阿拉伯世界……我想，就算熟讀完已故評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所有作品，也無法為這複雜的身分認同、國族紛爭，標定出理想的判斷座標吧。

　　這張以色列女兵的照片，在我閱讀《第二人稱單數》的期間，沒能彰顯國與族的濃血精神，反而突出了一種國界內的集體焦慮。這種各自表述的曖昧時空關係，之於被海洋包圍的島嶼上的我，其實沒有隔閡。一個閱讀上的不小心，就容易被撼動。而漫溢出來的，是屬於我的黑色不安，也讓我不斷想起村上春樹前往以色列，受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那篇致詞：〈牆和蛋〉。

　　為何生出黑色不安？需要由自己去爬梳。

　　《第二人稱單數》將我印象中的以色列，畫成了一座被宗教包圍的陸地孤島。故事主人翁，又是居住在以色列猶太人世界中的阿拉伯人，那可以說是，孤島中的孤島。如此的孤島身分，引誘「通俗劇」成了理想躲藏的手段，讓「諷刺」成為甜美的包裝紙，而那些穿越國界與種族的種種情感，才是我以為小說最動人的分鏡。

　　故事雖然起飛於──一個可能的外遇。以此其實平凡無比、也無須國界的人生小插曲，啟動了阿拉伯人律師與阿拉伯人攝影藝術家的兩條故事線。但那位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尤納坦，才是我心底的小說核心與真正主人翁，更加值得細細探究──因自殺未果而癱瘓的猶太人，在被困活於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眼中，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具軀體、一國人種？

　　或者，順著村上春樹的話語去追根，是牆、還是蛋？

　　那張從托爾斯泰《克羅采奏鳴曲》二手書中掉落的便條紙，寫落了一段「曾經」與「過去」的真愛，動搖了婚姻的基礎？這樣的安排，一開始就以揭示謎底的方式進行小說。看似古拙，但情節推演中，那些被巧妙安排的以阿共存問題與不同生活律法的衝突，交織出一張「誰生而為誰」的蛛網，緊緊捕捉了在遙遠島嶼上的我。在靜靜閱讀的行進間，我的人種、我的血統、我的母土……這些生成我是誰的瑣碎細節，時不時被挑釁起來，與小說發聲共鳴。

　　作者精準無比的分鏡安排，如調查員一路抽絲剝繭，直抵那如琴弦突然斷裂的結束瞬間，讓我停在一種「影像的驚嘆號」狀態上。如果這部小說是一部電影，那它拿下的不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而是最佳影片，我一點都不感覺意外。

　　這個影像感十足的故事，快速說服了我──這是一部知識份子的小說，也是知識份子閱讀的小說。當然，這是另一種身分認同的迷思，也是《第二人稱單數》為我帶來的美好迷失。只能從法律系畢業的我，甚至還想像著，如果被垂愛而考上律師，那之後的島嶼人生，或許就是這樣了吧。不特別誇張，稍稍微量的人生戲劇感，怎麼樣也無法大於島嶼的輪廓。如果還能擁有更多一些，應該就如這部小說給我留下的閱讀餘韻。

　　這一路走來，我願意相信，所有理想的幽默，都是巨大憂傷的前一段階梯，堅固隱身，好讓人更加輕盈地向上走渡過去。所以，《第二人稱單數》該是一部卓別林不小心哭出聲音演出的卡繆《異鄉人》吧！我們都是生而為誰的單數，但永遠都不會僅只是單數而且。

　　這是單數的我，一直深深相信的。

推薦序2
雖是他方，但讀到的人心，卻非異鄉
文字工作者 / 臥斧

　　我們一開始就看出律師是個拘謹壓抑，希望一切按部就班，合理發展的人。

　　因為律師會在設定鬧鐘、然後在鬧鐘還沒響之前就先醒來；因為律師對於自己在家庭當中該扮演什麼角色、妻子又該扮演什麼角色，有十分傳統的想法；因為律師對於能夠表現自己社經地位的一切──像是子女就讀的學校、自己座車的款式等等──都力求符合某種不言而喻的規範；因為律師對於自己的事業應該如何發展、夥伴應該如何挑選，都有全盤的考量與安排……雖然一切照著計劃進行，但，律師的人生，卻在那天晚上出現轉折。

　　這時，律師的故事暫停，第二章開始了。

　　於是我們發現，從某個角度看來，《第二人稱單數》（Second Person Singular）具備一個十分易懂而吸引人的故事架構。這個架構由兩條主線交纏而成：一是以律師為主角、採用第三人稱方式記述的故事；一個偶然，律師發現了令自己起疑的線索，在憤怒與妒恨的驅使下，律師開始設法追查這件事情的真相；另一則採用第一人稱方式回顧，以另一個主角的主觀視點，敘述自己某段人生經歷。第二個主角的經歷，與律師想要探查的事件有關，但律師在追索的過程中，又自行推論出不同的可能；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律師的想法只是被嫉妒沖昏頭的譫妄？或者第二主角所講的一切，其實並不是事實？

　　但換個觀察角度，我們也會發現，這個故事當中，還埋著別的主題。

　　《第二人稱單數》的故事背景發生在耶路撒冷（Jerusalem）。耶路撒冷是天主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等三大宗教共同的聖地，位於中東的巴勒斯坦（Palestine）地區，此區目前主要分為以色列（Israel）及巴勒斯坦國兩個獨立的政治體系。因為這樣的地理位置及宗教地位，所以耶路撒冷一直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國的衝突中心，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國的官方均宣稱耶路撒冷是該國的首都，但國際上對此的認定仍然莫終一是。

　　因此，耶路撒冷成為一個對比強烈、奇妙複雜的城市。

　　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道德標準的居民，一起在耶路撒冷當中生活，所呈現出來的並不完全是多元繽紛的混雜文化特色，還有許多劍拔弩張的緊繃情勢。除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長期因為土地、國際及宗教問題而產生的對立情況之外，同處一城也讓彼此之間因社經地位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更加明顯。在社會的金字塔中，縱向（種族、宗教等等）與橫向（職業地位、經濟階級等等）結構於是變得複雜無比。

　　如此狀況，一方面提供了角色們某些作為的理由，一方面也具體而微地揭示了這個城市的現實面貌。

　　所以我們會明白：身為阿拉伯人的律師，為什麼對於某些能夠代表生活階層的物件（例如搭配西裝的領帶，例如駕駛代步的座車）如此刻意經營，對於自己發現的線索，又為什麼會有那樣偏執誇張、近乎瘋狂的反應；我們也會明白：第二主角為什麼會做出某些選擇，寧願冒險，也要試圖用一些極具爭議的方式來扭轉自己的人生方向。

　　這些千頭萬緒的主題，作者薩伊德．卡書亞（Sayed Kashua）全都舉重若輕地將其溶在以人為主的情節當中。

　　是故，就算對於耶路撒冷特殊的地位沒有什麼認識、對於猶太人及阿拉伯人之間長期積累的歷史情仇沒有什麼概念，閱讀《第二人稱單數》時，也不會有什麼滯礙之處。事實上，在長期受到西方視點影響、被好萊塢電影催眠的情況下，我們對於距離並不遙遠的中東，一直沒有太清楚的想像；閱讀《第二人稱單數》，正好讓我們能夠暫時撥開那些宗教及政治情勢所成的重重誤解迷霧，直接且單純地審視生活在那樣環境當中的人們，究竟是什麼樣貌。

　　無論身處哪種環境，人總難逃離愛恨嗔痴。

　　對於所屬族群的認同、對於社會地位的經營、對於婚姻關係的想像，以及對於畢生夢想的追求……在那些懸疑、猜忌、徬徨與追尋的情節裡頭，驅動角色們的，正是人皆有之的愛情、慾念、佔有以及渴望。這些我們都會覺得熟悉，因為同樣的情節也會發生在我們生活的周遭，甚或就發生在我們的身上。閱讀《第二人稱單數》，我們可以從中一窺中東地區的生活面貌，感受那個社會氛圍裡的衝突與張皇，而且也可以辨識出某些不變的人心輪廓，從而認識包括自己在內的人間種種。

　　雖是他方，但讀到的人心，卻非異鄉。

推薦序3
不只是肥皂劇
版權經紀人 / 譚光磊

　　二○一一年二月去了一趟以色列，參加耶路撒冷書展的國際出版交流活動（JIBF Fellowship），除了拓展人脈，也實地走訪了死海、哭牆、瑪撒大古城，親身感受到那無所不在的宗教氣息，以及城市裡隱伏的種族對立。

　　活動最後一天，我和幾個同學跑到大馬士革門，搭阿拉伯人的公車前往巴勒斯坦的首府拉瑪拉（Ramallah）。旅程不過短短四十分鐘，卻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相較於耶路撒冷現代而乾淨的市容，巴勒斯坦顯得貧窮而落後，那難免會讓人想起三、四十年前的台灣或改革剛開放時的中國大陸：有點土氣的現代物事與老舊的傳統建築參差錯落，形成一種不協調但又生機勃勃的景象。販賣各式鮮蔬瓜果與廉價衣服球鞋的市集裡人流湧動，走出一條巷子就是滿街便宜改裝手機和網路、仿冒手錶的店舖，當然，還有叫做﹁Star & Bucks﹂ 或 ﹁FridayZ ﹂的山寨咖啡館和餐廳。

　　以色列機場的安檢素以「滴水不漏」和「擾民之至」著稱，所以我們早早就到了機場，沒想到運氣很好，警衛只問了幾個標準問題，箱子都沒開就揮手讓我們過去了。在等候登機的時候，我開始讀薩伊德．卡書亞最新的小說《第二人稱單數》。

　　在以色列期間，除了以色列文壇幾位大師級作家（如Amos Oz、Meir Shalev、David Grossman、AB Yehoshua），薩伊德．卡書亞應該是最常聽到的作家。美國Akashic出版社著名的「城市黑色小說」（City Noir series）找他主編「黑色耶路撒冷」（Jerusalem Noir）。
 
　　卡書亞的身分非常特殊，他是來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卻在以色列猶太區定居和工作。他在以色列最大報《國土報》（Haaretz）每週寫專欄，文字幽默辛辣，時而挑釁、時而諷刺，關注的正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如何自處的議題。他的筆觸鋒利，既貶損猶太人，也常以阿拉伯人所遭遇的種種荒誕困境自嘲，因此猶太人愛看、阿拉伯人也愛看。除此之外，他編寫了一齣叫做「阿拉伯勞工」（Avoda Aravit, or Arab Labor）的情境喜劇，收視率奇高，並在耶路撒冷影展中被選為最佳電視劇。

　　二○○二年，他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跳舞的阿拉伯人》（The Dancing Arabs）頗具自傳色彩，敘述一個巴勒斯坦少年贏得獎學金，進入耶路撒冷的猶太大學唸書，本來前程似錦，但他卻迷失了自我，虛擲光陰，既鄙視自己的阿拉伯同胞，又憎恨猶太人。這本書賣出十國版權，除了歐洲主要國家，還包括印尼和越南，並贏得兩項文學新人大獎。

　　四年後，卡書亞發表第二部長篇小說《留待清晨》（Let It Be Morning），描寫一對阿拉伯夫妻從以色列回到巴勒斯坦故鄉，妻子習慣了城市生活，對鄉下的落後甚感不滿。丈夫則發現日夜思念的故鄉早已變了許多，他被報社解約卻不敢告知妻子自己失業。某天以色列軍方突然發動包圍，封鎖整個小鎮，似乎是為了調查多年前一樁炸彈案。面對這種困境，村民彼此猜忌攻訐，而記者怎麼也想不到，妻子竟與恐怖行動有關。這本書入圍了二○○八年的「IMPAC國際都柏林文學獎」，也即將拍成電影。

　　至於《第二人稱單數》，則是卡書亞醞釀四年的最新長篇，套句作者的話，這是一部「用通俗劇形式包裝的諷刺小說」。故事的開場非常聳動：一個住在猶太區、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的阿拉伯律師，某日在書店買到一本舊書，裡面夾了張字條：「我等你，你沒來，希望你一切都好。我想謝謝你昨天帶給我美好的夜晚。明天打電話給我？」署名給「尤納坦」。那娟秀的筆跡赫然出自他妻子之手。律師看了氣血上湧，嫉妒、憤恨和恥辱感油然而生，決定暗中展開調查，非要來個捉姦在床，把太太踢回巴勒斯坦鄉下家裡去不可。

　　確實，這聽起來就像個八點檔的狗血劇情，但可別被卡書亞騙了。這樁「妻子外遇」的謎團其實大有文章，而卡書亞關切的主題更絕非單純的婚姻問題，而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所要面對的身分認同問題。

　　就以那個無名律師主角為例，他自小成績優異，以法學院第一名畢業，亟欲脫離巴勒斯坦的鄉村生活。他在猶太區開業、西裝筆挺，完全西方打扮（他學生時代常被以色列警察攔路查驗通行證，但出社會後就再也沒被問過，因為他終於明白，警察只敢挑「衣著比他們差」的人來開刀），開好車送小孩去唸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並存的學校（校門口一字排開的名車都是阿拉伯人的，因為他們要證明自己出人頭地，反而猶太家長比較實際，也不需要這種競爭，所以開的車普通得多），每個月定期和幾個朋友聚餐開沙龍討論會，表面上是談些嚴肅高調的議題，實際上男人談的還是錢與房地產，女人談的則是學校老師和孩子同學們的家長。

　　小說的第一章以律師在書裡發現提獻給「尤納坦」作結。是了，這個令人憎恨的名字肯定就是引誘妻子紅杏出牆的魔鬼，也將會是律師要傾力剿滅的對象。不過小說第二章話鋒一轉，從全知第三人稱改為「我」的主觀敘事，而且劈頭就說「尤納坦死了。上週四我替他料理了後事，自掏腰包找兩個阿拉伯年輕人幫忙抬棺材。除了我以外，沒別人出席葬禮。其實我也沒邀別人。他死時二十八歲，和我一樣。」

　　「尤納坦」是誰？「我」又是誰？他們跟律師又有什麼錯綜複雜的關係？透過卡書亞以雙線交錯的手法精心鋪陳，唯有看到最後一頁，才能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