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之路

●中國革命（國、共）兩條路線的分合沉浮─辛亥革命百年感悟錄 001
導言 003
一、關於主義與目標：國共兩黨當初為何選取了不同的主義和目標？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革命和建國理論的偉大創新；中共選擇的是何種馬列主義？“登峰造極”的毛思想；中國大陸的後毛諸主義 006
二、關於兩黨權位之爭：被革命主義與目標遮掩的真實動機；主義目標的相對性；兩次合作中的勾心鬥角 018
三、關於路線：兩黨選擇為何顯著不同？ 029
四、關於土地革命與對農民態度：中共的悖論與臺灣的經驗 033
五、關於民主與專制：歷史的莊嚴承諾為何落空？反專制為何更專制？中國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國大陸的造神運動和“史無前例”的文革；黃炎培的“窯洞週期律”竟無人能破嗎？ 043
六、中國大陸的民主憲政之路：當前中國大陸的政改之爭；民主憲政的目標和核心問題；推進改革的阻力和有利條件；實現民主憲政的途徑和形式 066
七、關於經濟與社會改革：誰在關注民生；什麼是“短缺經濟學”？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與隱憂；生態環境問題；大陸人的信仰與道德危機 081
八、關於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首先是救國主義；民族主義內容的更新；國內族群問題 093
九、關於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及中華一統問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國家統一的原則與進程─從兩岸對峙的巨幅標語談起；統一與改革的關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倡議 103
結束語 115

●辛亥革命百年中國之“主義”考辨 119
導言 121
一、國際和時代背景：近現代國際政治思想理論潮流演變脈絡之梳理 122
（一）“三種人”理論 122
（二）兩條路線相向運行 123
（三）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特徵 124
二、關於三民主義:中國特色民主社會主義 125
（一）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偉大理論創新，是中國特色革命和建國理論 125
（二）三民主義是世界思想潮流同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具有民主社會主義性質 127
（三）三民主義是完整的具有開放性和充滿生機活力的理論體系 129
三、關於中共之主義：從馬列主義到毛思想 130
（一）中共建黨初期的選擇及列寧主義同毛農民革命思想的博弈 130
（二）自圓其說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思想的形成 131
（三）融空想、狂熱與專制獨裁於一爐的“頂峰”式馬列主義 132
四、躁動於岔道口的後毛新諸論 134
（一）對於舊主義的兩難處境 135
（二）背著包袱創新，自圓其說的困惑 136
（三）躁動於岔道口 137
五、中國向何處去 138
（一）中國主義之再選擇 138
（二）甩包袱，搬石頭，破繭而出 138
（三）人民，只有人民…… 139

●馬克思暴力革命理論失誤的哲學根源─介紹塵封25年我的一篇舊作（附原文及影印件）141
附錄1：《論生產關係變革途徑》原文 155
一、生產關係的定義與結構 155
二、生產關係變革途徑 159
三、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 165
四、當代社會主義國家生產關係的改革 172
附錄2：《生產關係新論》（未定稿）目錄 182
附錄3：影印件 183

●臺灣民主的啟示 185
一、臺灣民主政治的實現及意義 187
（一）臺灣民主政治實現的歷程 187
（二）臺灣民主政治實現的意義 189
二、民主憲政是世界各國政治體制發展的歷史潮流 191
三、民主憲政的基本特徵和制度 195
四、民主憲政實現的途徑和模式 200
五、民主的局限性與對策 202
六、改革與統一之互動 208

●改革與統一之互動─關於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及中國統一問題 211
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 213
二、國家統一的原則與進程─從兩岸對峙的巨幅標語談起 216
三、統一與改革的關係 220
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個倡議 223

●後記─中共十八大後的政局動向評析 229

自序

　　2010年春，我開始思索為紀念次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寫點東西。我想要寫的太多了，很久以來就有這種強烈願望。不平則鳴。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有著太多常人常理不可思議的東西了。它們讓我時而明白又時而糊塗，時而振奮又時而彷徨。是與非、黑與白顛倒，真與假、有與無難分，善與惡、友與仇混雜，喜與憂、愛與恨交織。這是一個怎樣的世道？如何能從它千姿百態中發現真面目，從千變萬化中探尋根源？後來隨著年齡和閱歷增長，才逐漸有所悟徹，以致終於如大夢初覺，大致看清了這個魔幻般世界的輪廓。雖然並非“世人皆醉我獨醒”，然而環顧左右，也確實還有眾多浮生尚生活在冥冥混沌之中。責任感和使命感要求我呼喚、吶喊，提起筆來寫點東西。

　　這是一個大變革的年代。大凡變革時期奇事、怪事總多，可謂“怪事尋常有，當今事更奇”而已。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如今正在發生第二次社會大轉型：第一次大轉型發生在東周至秦漢，經過幾百、上千年漫長時間，實現了由民間自治為主，政府權力十分有限的大社會、小政府（此即我國古代思想家老子所推崇的“原初社會”），向政府權力擴張和中央集權的大政府、小社會的轉變，相對自由民主的社會，向專制獨裁政治體制轉變。西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央集權專制體制正式形成。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這種體制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如果算上自東周開始的轉變期，則更長達近三千年歷史。

　　自清末，特別是辛亥革命起，中國開始了社會制度第二次大轉型。這一次大轉型的基本特點和方向，是由政府權力無限制擴張膨脹和高度集權專制，向著政府權力受到約束，政府的部分職能回歸社會和“社會公共職能化”（馬克思語），社會自治程度提高，人民自由民主權利擴大，簡言之，由集權、專制，向著分權、民主的轉變。這一轉型至今尚未最後完成。雖說港、澳地區有些例外，臺灣也已于上世紀末葉基本實現了轉型，但即就這些地區而言，也還存在著同中國大陸的統一和基本制度趨同問題，而大陸的轉型則至今仍未見有根本起色。

　　社會轉型是一個較長的過程，其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反覆，使得有時比開始轉型以前的社會還更壞，更加混亂，更加專制，更加殘忍、血腥，人民更加無自由民主可言。發動和參與社會轉型的各種政治勢力魚目混珠，其真實動機目的形形色色，難免許多邪惡勢力乘機起事。即使其中能夠真正推動和實際上推動著社會進步的主導力量（革命者、革命政黨），也難免夾雜各種私心，例如為他們個人和集團奪江山，爭權位等等。他們在爭取民眾，擴充力量，宣揚自己主張和綱領時，總會在“無限正義”和“絕對真理”的旗幟下掩蓋著某些自私和貪婪的陰影，在對人民莊嚴承諾慷慨陳詞中包藏許多欺騙和謊言。

　　以近代中國革命而論，無論是以孫中山、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當初發動和領導革命運動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反專制，爭取人民民主，建立憲政體制的共和國。他們要求人民為此而起來跟著他們鬧革命，服從他們鐵的革命紀律。億萬民眾相信了他們，為著將來偉大美好的願景而情願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利益、自由乃至生命，將自己置身於“革命專制”之下。他們原以為這種“革命專制”只是暫時的，不料革命“成功”後，革命政黨的領導階層成了既得利益者，卻並未兌現當年對人民的承諾，包括“還政於民”，取消專制，實行民主，給人民充分自由的承諾。這時民眾才發覺自己依然和或更加嚴厲地處於“永久性”的專制之下！

　　當人民終於發覺原先革命目標並未實現，推翻舊的專制，卻換來新的更加嚴厲的專制，只是如今打的旗號變換而已的時候，不滿和對抗情緒發生。當權者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和政治統治，對人民採取鎮壓與懷柔兩種手段。鎮壓與懷柔都需要理由，而實際上真理早已不站在他們那邊了，這時就只有編造各種謊言，並把謊言喬裝打扮成真理，以繼續愚弄人民。如果說革命年代革命黨人對人民的說教中還有許多是真實的，只是其中摻雜著虛假成分的話，那麼，上升為國家統治階級以後，欺騙和謊言對他們來說就更為重要，須臾不可缺少，簡直到了無欺騙和謊言，他們就不能維持統治局面的地步。

　　加之他們一旦掌握全國政權，便可以動用全國各種資源和力量，軟硬兼施，讓民眾不聽也得聽，不信也得信，“通不通，三分鐘，不通也得通”。何況“三人言而成虎”，處於弱勢地位的善良民眾，怎能抵抗得住鋪天蓋地而來的強大宣傳攻勢和“洗腦”教育呢？於是一些人便聽信謊言，並將謊言當做真理，不但自己“提高覺悟”，並還向周邊人宣傳，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統治者的應聲蟲、吹鼓手；另一些人則將信將疑，或內心雖不相信，但也不敢形於色或怒於言。於是大家都當了統治者的“順民”。大凡騙子首次行騙得逞便會繼續使用和翻新他的騙術。同樣，統治者也會繼續使用和不斷翻新其騙術，由於司空見慣而練出“厚、黑”本領，每次說謊都能冠冕堂皇，儼然正人君子一般，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高僧立於神聖講堂向信徒們宣講莊嚴的教義，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謊言本生於民間社會，可稱之為民間謊言。自從人類社會異化出國家權力部門之後，統治者從民間社會攜走了謊言基因而加以“發揚光大”，用以對付人民，便形成官方謊言。官方謊言又可稱之為權力謊言或政治謊言。人們常說權力同任何事物結合都會產生神奇的力量。同樣，權力被注入謊言基因也便立即神奇起來，而大異於民間謊言：民間謊言其內容一般僅涉及民間日常生活小事，官方謊言則涉及國家和社會中具有政治性的大事；前者影響和危害是局部性的，後者則是大範圍和全域性的；前者表現形式多為單個主體（人或單位）的語言或廣告之類；後者則被莊嚴地標誌於旗幟上，鄭重地載明於黨和國家的綱領、章程、法律、政策當中，理直氣壯地宣揚於各種官方媒體。此外，民間謊言雖然難以完全杜絕，但可以抑制。除了依靠民間社會自身道德、輿論力量之外，政府導向和法律機制本來也可以對其發揮制約作用。但如果政府自身的官方謊言盛行，則不但不能抑制民間謊言，反而成為後者的“榜樣”而大大助長其滋生氾濫。在這種情況下，官方謊言便統合民間謊言，共同敗壞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使得社會誠信喪失，爾虞我詐，各種“假醜惡”淹沒“真善美”，奇事、怪事、醜事乃至各種人間罪惡勾當便層出不窮，氾濫成災。

　　一個國家社會誠信和倫理道德的喪失有著多種原因。國家權力部門對待謊言的態度，特別是其自身能否保持誠信不說謊，讓權力始終在明亮的陽光下運行，減少暗箱操作，對人民說真話，實事求是，不搞“假大空”，這尤為關鍵。當前中國大陸，人們都在驚呼“中華民族的誠信和倫理道德的喪失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可是人們明白造成今天這個局面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嗎？應當從何著手才能有效治理呢？有些民間和官方人士呼喊什麼“用重典”，加大法律懲罰力度；這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和要害。一則法不壓眾；二則法能治民間謊言，卻顯然治不了官方謊言─因為當謊言製造者的權威高於法律時，你說誰能治誰呢？現在人們都在叫喊“打假”；但只有“真”才能打假，本身假怎能打人家的假呢？最多只能打掉一些民間小假，卻無法觸動大假、更高位和更加權威的假的一根毫毛。法倒是可以治假的，但只有法的權威高於一切，高於政黨和國家行政權力時，法才可以不僅治賤民，而且治高官，不僅治民間謊言，而且治官方謊言。而那就是真正“法治社會”了。真正法治，就是民主政治，就是憲政。國家權力來自人民，服務於人民，並始終處於人民監督之下。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不再需要暗箱操作，不再需要對人民謊話連篇了。那時官方謊言也就失去存活的土壤。到那時，上行下效，民間謊言也會自然得到抑制，整個社會風氣才會好轉。這就是說，專制政治必然導致謊言和其他各種醜惡現象盛行，民主體制則有助於減少謊言為害和扭轉社會各種不正之風。政治清明則社會清明，其理顯然。

　　本書收錄了作者近期在網路上發表的5篇論文，都同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特別是政治體制由專制向民主轉變相關。書中論述了這個轉變過程的艱難曲折歷程、慘痛教訓和啟示。指出民主憲政是世界各國政治體制演變的大潮流，也是當代中國大陸政改的必然趨勢和方向。斷定最終實現這一轉變已經為時不遠。論述民主憲政體制下的各種基本制度和特點。預測在大陸實現轉變可能採取的途徑和形式。書中還分析了近代以來世界政治哲學理論和思潮演變脈絡，馬克思暴力革命理論失誤的哲學根源，以及這些理論和思潮對中國革命和今天改革的影響。論及中國台海兩岸統一及港澳同大陸的“一國兩制”問題，指出必須以改革促統一，特別是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更是直接關係到今後兩岸四地關係的關鍵因素。

　　本書各篇的論述，貫穿著一條基本思路，就是如何從紛繁複雜、變幻無常的歷史和現實現象中探尋內在本質性的東西，去偽存真，揭露各種謊言和假像，驅散籠罩著的層層迷霧，祛除閃爍耀眼的光環，還歷史和現實本來面目。讓人們明白，為什麼在專制政治體制下統治者們的說教往往都是“假、大、空”，他們所“大樹特樹”的那些英雄和領袖們並非都是“高、大、全”，他們的政黨也並非總是“偉、光、正”。人們一旦瞭解真相，就會對歷史和現實作出恰當的評價，就會進而明白國家和社會今後發展的方向，並依此安排自己的生活。

　　本作者青年時期所學專業是法學。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家恢復法制和法學教育後，主要從事法學（經濟法學）教學和研究。後來為什麼對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時政予以強烈關心呢？原因有二：

　　一是我在研究法學過程中，常常遇到法學本身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法律同政治本有難解之緣。在如我們中國這樣尚非民主法治國家，政治權力高於一切，長期以來法律只被認為不過是統治階級統治工具而已，法律時時處處受到政治權力制約。許多重要的法律問題如果不從政治層面思考，是得不到解決方案的。政治體制不改革，法治是根本建立不起來的。我研究經濟法達30多年，人們說我創立了稱之為“國家調節說”（又稱“三三理論”）經濟法學科理論體系，為現今中國大陸經濟法學主導學說之一。但我後來發覺我國經濟法存在兩個明顯的反差：我們的國家經濟調節職能異常發達，而經濟法立法和實施卻很不發達完善；我們的經濟法理論研究儘管較為先進，但當政者們卻知之甚少，用之更差。是什麼原因造成？主因在於我們這裡還並非法治國家，國家調節管理經濟並非真正依靠法治。以反壟斷為例，在法治的市場經濟國家，反壟斷法被視為“市場經濟憲章”；然而在中國大陸，雖然壟斷十分嚴重，限制競爭，資源和產品分配嚴重不公，是整個社會不公平的主要因素之一，但當局始終不重視反壟斷，後來勉強出臺一部反壟斷法，也未得到很好實施。這裡顯然主要不是法律層面的問題，癥結乃在於政治制度：因為中國大陸的壟斷為害主要是同國家權力相關的壟斷，除了國家政策允許的壟斷（此稱為“國家壟斷”，按現有法律算是合法壟斷）外，還有大量國家投資控股的公司（它們分布在金融、電信、電力、石油、煤、氣、水、鐵路、航空等行業）的壟斷。而所有這些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和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又被權貴們把持著。你們要反他們的壟斷嗎？豈非太歲頭上動土！這才是我國大陸反壟斷法立法滯後和不能切實實施的根本原因所在。但這裡也就表明了國家政權的性質─它維護和代表的是誰（哪些階級或階層、利益集團）的利益問題。可見反壟斷法這個經濟法問題直接牽扯到國家政治制度問題。此外，如經濟法體系中的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的法律問題，也無不同國家政治體制密切相關。這就使得研究法學的學者不能不關注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了。

　　二是國家大事本應人人關心。當前中國社會轉型正處於十分關鍵時刻。毛的專制獨裁結束，鄧的改革開放進行一段時間後，出現經濟體制改革停頓，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局面。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群體惡性事件頻發。當局的強力“維穩”則不但未得“穩定”，反而更加激化矛盾，加深社會對立。中國大陸的現存政治和社會體制面臨空前危機。面對此種局面，各種社會思潮滋生，而當局高層也缺乏集體共識。中國社會向何處去？這個一百多年前中國仁人志士所苦苦思索的問題，不料如今又提了出來，讓人們揪心。不改革肯定不行；而改革又如何改：小改無濟於事，因為如今已經積重難返，僅觸及皮毛是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的；大改，即從根本性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入手，又必然會遇到傳統勢力和已經長期積聚了強大勢力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殊死抗爭。近些年來，即使中共高層人士也在認真思考而不再迴避“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了。國家前途處於十字路口，人民命運面臨艱難抉擇。作為中國公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學者對此能不關心、焦慮嗎？這也是本作者不但在以往幾十年“鑽進去”從事經濟法研究過程中時常“跳出來”思考法律以外的問題，而且近些年來更多傾心於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及其相關學科領域研究的主要原因所在。

　　然而也深知自己能量單薄，能發揮的作用微不足道。但責任感、使命感讓我不能不想，不能不說，不得不寫。我的意見不指望上聞於高層，甚至原也不圖公布於大眾，只求周邊一些熟人們瞭解和引起思考。正如俄國詩人普希金所說：“我不想取悅於驕狂的世人，只想得到朋友的欣賞。”

　　可是，如今在朋友們的建議和幫助下，近幾年寫下的幾篇東西，要整理出來公開出版發行了。自己的勞動成果和心得能夠擴大一點影響當然是好事。如果其中有許多不成熟和錯誤的意見，相信讀者們能夠獨立思考，識別真偽，也懇請提出批評指教。書中有些話可能讓當政者逆耳，也相信他們“額上能跑馬，肚內可撐船”，會如《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所說，“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

　　本書此次是由新學林出版公司在臺灣地區以中文繁體版出版發行。非常感謝新學林出版公司給予的支持。我還要特別感謝臺灣學界劉孔中教授及其他許多朋友多年來在學術研究和交流方面所給予的關心和無私幫助。感謝劉教授百忙之中為本書作序。

漆多俊
2012年11月20日于岳麓山居